“必记本”注：胡宝国（1957-2023），山西定襄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历史学家，网名“将无同”，主要著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虚实之间》、《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

胡宝国生前曾在《将无同》自序中说：我有一个梦想，每当被音乐打动时，我就想，应该努力争取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打动人心，永垂不朽。虽然我知道这想法荒唐，但一直深藏心底。总以为或许有这样一个机会。不要多，有一篇就可以了。现在，这梦想已经先我一步，走了，不再来。应该说， 这也是每个真正学人的梦想。

一个学校的教授请我帮忙看两篇文章，鉴定一下文章作者的研究能力。

(相关资料图)

这个作者想调单位。

作者是一家名校毕业的博士，现在某高校当教师。看了第一篇文章，感觉平平，作者只是对某个问题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介绍、归纳。通篇文章就没有表现出什么研究能力。而且也看不到今后可能会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迹象。虽然文章平淡，但感觉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样的文章非常多。到看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就有点怪异了。作者讨论的是个老问题，我记得至少有两位名家曾经讨论过，而作者在文章中竟然只字未提，仿佛那两位名家的文章根本不存在。

再往后看，更觉得奇怪了，文字竟然是那样熟悉，好像是旅行之后回到了家。为什么呢？

因为作者大段大段地抄袭了我的文章。当然，作者还不是那么没良心，文章最后有一个“注”提到了我，说是某些部分“参考了”我的书。这个说法太不准确了，“参考了”如果改成“抄袭了”就准确了。

我不会公布这个青年教师的名字，甚至也不想去批评他。

人家抄袭我的文章，从积极的方面看，最起码也是看得起我。否则，那么多文章，为何单单抄我的呢？

时下评价论文、专著的水准，常常会提到一个“引用率”的指标。我觉得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仅仅关注“引用率”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抄袭率”。学术界应该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如果一篇文章多次被人抄袭，那这篇文章就应该算是好文章，评奖、提职称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

我不想批评这位作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此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想，个别人发生的错误可能责任更多的是在个别人自身，但如果某种错误是大面积地、长久地发生着，那责任恐怕主要不是在个人，而是在社会、在体制方面了。

众所周知，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量化的趋势，以及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等种种不合理的规定都是造成现在学术腐败的原因。这些制度性的规定必然是要逼良为娼。这些现象固然让人忧虑，不过真正让人最忧虑的还不在这些，而是在于不管学者们多年来怎样呼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但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坚决不改。

这些年不知道为什么，很有一批人非常正经地开始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了。我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个年代。

当时（“必记本”注：）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唱道:“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这几年，每到春天有沙尘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

八十年代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我们仍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

八十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了，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